省帑银数十万，冒昧入奏，已有失察之咎。至于启放礼、智两坝，百龄亦先有“预筹宣泄，甚合机立”的批语，后见湖水宣泄过多，竟完全诿过于陈凤翔。另外，所参陈凤翔“自李家楼工竣后，安坐衙斋数月未赴工次”一节，则属虚诬[50]。可见百龄之罪并不轻。但百龄是嘉庆亲政后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员，“帝意方响用”，因而意存偏袒，“议上，专坐朱尔赓额罪，以塞众谤”[51]。对百龄则从轻发落，仅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准带单眼花翎，降为二品顶带，革职留任[52]。翌年，即命协办大学士，总督如故[53]。陈凤翔因呈控全实，准即疏枷，依前旨发往乌鲁木齐赎罪。但陈凤翔尚未启行，即已病殁[54]。象这样偏袒不公之事，在嘉庆中后期是时有发生，对各项政务的改进，不能不带来消极的影响。
嘉庆二十四年（1819）八月，又因河南兰阳、仪封北岸河溢漫口，夺河东河道总督叶观潮职，命专责抢筑北岸武陟漫口工程，遗缺由漕运总督李鸿宾补授，另派曾多次出任河总的老河臣吴璥前往督办。仅过一月，又以叶观潮办理武陟漫口不善，传旨将叶观潮先在北岸工次枷号示众，北岸工竣，再移至南岸工次枷号，俾通工人员皆知儆畏，俟大工合龙后，发往伊犁赎罪。误工糜费，勒令叶观潮竭力措交[55]。这是嘉庆在去世前所处理的最后一桩河工失误大案，对于叶观潮的处分也不可谓不重，然而实际情况却有点形同儿戏。是年十月，为嘉庆一手提拔、担任过东河副总和河总多年、经办过多起重大河工的李鸿宾，却在大工的骨节眼上打退堂鼓，声称自己“于河务本不谙习”、“不胜河督重任”，提出辞去东河河道总督之职。嘉庆明明知道李鸿宾此举，无非是因为吴璥办工迟缓，怕将来出了问题受到连累、一同获咎[56]。对于这样畏首畏尾、没有胆识的人，嘉庆“允其所请”，并派他在河南专司大工钱粮[57]。而东缺，却以“一时简用乏人，叶观潮尚谙河务”为理把在工地枷号示众的叶观潮请了回来，“著即疏枷，补授总督[58]。那么，叶观潮原先到底该不该枷号发遣？叶观潮经工地枷号示众后，仍在原地复任总河，其威信又将如何？这些嘉庆都不予考虑。这种做法，实际上已是毫无原则可言了。
总体上说，嘉庆朝治理黄河，仍停留在灾后防治的被动措施上，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要兼顾漕运，不得不逆水性而使其南下入淮济运。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自然难于做到*黄河的目的，相反却陷于穷于应付的两难境地。加之当时官僚机构腐败严重，贪污横行，浪费严重，政府财政又相当拮据，难于对河道进行大规模的、通盘考虑的整治，所以，终嘉庆二十五年，河患不断，治河也是屡决屡堵、屡堵屡决，成为嘉庆帝统治期间，除白莲教起义外耗费精力最多，也最伤脑筋的一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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