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整理漕务 

    在认真治理黄河的同时，嘉庆帝还对漕务之弊进行了认真的整理，主要是围绕漕粮浮收问题展开的。

    为保证漕粮的征集和运输入库顺利进行，清政府专门设立一套管理机构和官员，如漕运总督、督粮道、押运千总等。更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但自其开始，漕务管理中即出现许多弊端，从漕粮的征收起运到交仓，几乎无处无弊，不仅运费成为税户和旗丁的一种沉重负担，而且运到京通的漕粮缺额累累，潮湿霉变，而当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直到雍正年间的整顿才取得一定的成效。采取的措施有：严禁州县征漕贪污舞弊，不准以盈余名目加收斛面，犯者从重治罪；经手胥吏有侵盗漕粮者以监守自盗律治罪，州县官照溺制律惩处；革除“儒户”“官户”名目，有抗欠和交纳劣米者严加惩处，同时严禁对农民的勒索。

    乾隆中期以后，漕政又趋腐败，勒索陋规的问题严重，漕务之弊：一是对农民的敲榨，如收粮时用大斛克扣外，又有如“淋尖”、“踢斛”、“捉猪”、“样盘米”、“贴米”、“水脚费”、“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费”、“廒差费”等诸多名目的勒索，“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59]。二是漕务官员肆意贪污，勒索漕规，“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60]因此人民所受额外剥削极为繁重，“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之蠹恶”[61]。因而成为江南社会矛盾的焦点。为此，乾隆十七年清廷裁革各处陋规57款，立碑沿途，严禁各处官吏对粮户的勒索，但效果不够明显。而且最严重的是漕粮浮收问题。道光元年曹振镛就说，乾隆三十年以前“尚无所谓浮收之事，”此后“不过就斛面浮收而已，”“未几有折扣之法，始于每石不过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户应完粮百石，彼既如数运仓，并外赉一二十石不等，以备折收书吏。”“日久弊生，州县则任意征求，旗丁则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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