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溜打闸拨浅等费共需若干，再令略有赢余，以为伊等南北携带货物之资，俾丁力不致往来疲乏，各定章程，核定数目，此外毋许丝毫多索，再严禁州县横征滥与，方可冀漕政逐渐肃清。”[86]因此，裁革陋规仍是这次整顿漕务的中心内容，但也对漕粮纳仓储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清理，先后委派大臣侍卫等对京通各仓分班盘验，查出亏缺米石很多，仅通州中、西仓于嘉庆三至十一年间就亏白米13万石，霉烂漕米9万余石，并查出短收、浮出和偷盗等案。为此，历任仓场侍郎除刘秉恬、宜兴、傅森病故外，邹炳泰、萨彬、吴儆、李锡简等人都受到了处罚[87]。
但浮收之弊到嘉庆末年也没有解决，因为到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御史蒋诗仍在批评州县浮收折色诸弊病，奏请严禁州县征收折色运弁需索兑费[88]。九月，孙玉庭奏请恤丁除弊：江苏各帮船仍有勒索州县兑费之事，“帮船津贴日多，则州县浮费日甚。”[89]二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盛唐仍奏州县征纳钱粮请严禁浮收[90]。二十四年三月，御史吴杰奏南漕积弊：（江苏）帮丁除各项帮费支足外，另向州县勒索，有铺仓礼，米仓银，通关费，盘验费各名目，每船自数十两至百余两不等。旗丁如此需索州县州县费将安出，不过仍取之于百姓[91]。“浮收之弊日甚一日，漕委之扰累实启其端”[92]。以致嘉庆临终时也没有忘记“肃漕政而裕民生。”
道光时期，鉴于各种陋规帮费无法根除，清廷开始改行限制而不禁绝的政策，如道光元年的上谕中就规定：“旗丁帮费准其津贴三钱四钱，不得有逾四钱之数，其从前调剂钱米之兑费、加兑、封尖、样米各名目，俱永远裁革。沿途陋规总须照旧存之数实加删减，至少亦须裁去十分之三四，州县收漕，每石余米二斗五升，无分绅士农民，概以八折交收，此外不得浮收颗粒。”并说此举是因“积弊已深，一时不能骤革，不得已且示以限制。”[93]由此可见，当时允许州县征漕浮收，每石以2。5斗为限；允许旗丁向兑粮州县索取帮费，每升以四钱为限，一条载米1000石的船可得400两帮费。根据此谕旨，江苏、江西率先开始着手裁减，陋规帮费各裁一半，并禁止绅衿包揽漕粮交纳，革除沿途各闸坝刁横夫头，限定各关纤人夫费用，又将整顿规程刊刻木榜通行晓谕，但因种种因素而收效甚微。
实际上，嘉庆整顿漕粮浮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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