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勒索，民间受累日甚，因而挟制州县，州县既有浮收之弊，遂不能不受勒索于旗丁；旗丁既有需索州县之事，则沿途各衙门奸胥蠹役亦不免勒索旗丁。是浮收之弊一开，竟至逐层剥削，无所底止。”汪廷珍则说，漕弊始于和珅时，“大吏多簠簋不饬，因而不能禁州县之浮收，因而启弁丁之勒索，由弁丁之勒索因而致群蠹之贪求，辗转相因，遂成痼弊，丁力疲乏职此之由，并非所颁分例不足敷用之故也。……地方大吏不知严杜弊源，而惟讲求津贴，是徒竭百姓有限之脂膏，以填群蠹之欲壑，而于旗丁究无丝毫之益。”[62]
至嘉庆初年，漕粮浮收问题更加严重，有“每石加至数斗及倍收者，所收未至三分之一本色已足，则变而收折色。小民不肯遂交折色，则稽留以花消其食用，呈验以狼藉其颗粒，使之不得不委曲听从。虑上司之参劾也，则馈送之；又屡地方讼棍之控告也，则分饱之。”又承办采买之弊，上司发价既克减于前，纳仓又浮收于后，美其名为出陈易新，核其实则倍出倍入。上司知其然也，领价则多方扣之；吏胥利其然也，交价又从中侵 之[63]。当时“利归州县十二三，利归丁胥差役十七八。每办一漕，以中数言之，门丁、漕书各得万金，书伙以十数，共二三万金，粮差正副三五十人，人二三百金。又一二万金粮书二三百人，人一二百金，又三四万金受规上下诸色人等在外，民膏安得不竭，国课安得不亏！”[64]成为引起江南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陆世仪《漕兑议》就说漕粮浮收问题导致“江南诸县无县不逋钱粮，江南诸县官及各上台，无官不被参罚，究竟于朝廷之正供无益，而江南州县且日就贫瘠，小民逋负不已，势必逃亡，逃亡不已且有不可言者，非朝廷之福也”。因此称“今日朝廷理财第一大端，治平第一大端，皆在于清漕运一事”[65]。由此可见，整理漕务已成为当时*生活中的一件急需处理的事情。
在白莲教大起义的打击下，嘉庆认识到整理漕粮浮收问题势在必行，因而在亲政之初就多次降旨清理漕政，剔除积弊，令有漕地方督抚“务须督饬所属，留心查察，勿使州县藉端勒索，脧削累民，倘有前项情弊，即行据实严参办理，”“仍敢复蹈前辙，一经发觉，朕惟有执法从事，决不宽贷。”表达了整顿漕政的决心。
嘉庆亲政的同年八月，新任漕运总督蒋兆奎以运丁用度不支为由，奏请每石漕粮加收一斗以资津贴[66]，嘉庆立即予以驳斥：征收漕粮不许颗粒加派，例禁甚明。近因各省多有浮加之弊，节经降谕严查整饬，尤恐地方官阳奉阴违，而蒋兆奎竟奏请明定章程，使不肖官吏益得借口；而新增一斗之粮著为定例，与加赋何异？！其事断不可行。九月，江苏巡抚岳起奏报漕政弊端说：“二十余年前，民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