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强制办法终究解决不了问题。六年夏天，苏州知府任兆炯以弥补亏空为名，怂恿江苏巡抚岳起恢复旧规，岳起即将苏松四府漕粮令其督办，“听其更张，照旧加收。”嘉庆七年三月嘉庆闻讯后抱怨说：“正望从此漕政肃清，俾闾阎永沾实惠，乃近闻江东去年征收漕粮照旧加收，殊堪骇异！州县等竟敢公然仍复陋规，毫无忌惮。而劣监刁生借此挟制谋利，故智复萌，旗丁等见地方官加收粮石，亦欲多索兑费，任意勒掯，百弊丛生，两年以来剔除漕弊，恤丁惠民之事竟废于一日！”，立即令两江总督费淳会同漕督铁保彻底调查[77]。结果发现，各州县一直是逾额浮收，米数既足，即私行折色，甚至公然设局定价；有的开仓时先行折色，虚报满数，自用低价买补，以致运丁之勒索，胥吏之舞弊，劣衿刁民之把持，皆由于此[78]。嘉庆即令费淳、岳起严审任兆炯并治以应得之罪。而费淳、岳起本来对禁绝浮收的做法不同意，对任兆炯的做法是赞同的，因而随后复奏说，本年征漕确有浮收，较往年多收一二成不等；浮收是为弥补历年亏空，并非肥私[79]。嘉庆见疏后非常生气，立即下了一道上谕：“岳起为本省巡抚，当此肃清漕弊之时，既不能实心整顿，又复委任非人；铁保管辖全漕，于旗丁需索帮贴并不留心约束，且将弹压漕务委之知府，致滋物议，亦属不合，岳起、铁保俱著交部严加议处。费淳系属统辖大员，漫无觉察，亦难辞责，著交部议处。”[80]江苏漕粮折色浮收一案最后以处分几个封疆大员告一段落。

    此后数年，陋规和帮费迅速增加，各督抚对其下级衙门陋规以及州县征漕浮收勒折都避而不谈，只对如何提溜打闸、费用浩繁、增给帮费等问题上大作文章，敷衍奏报。直到嘉庆十四年太常寺少卿马履泰将各地官员如何勒索取旗丁及陋规数目列19款上奏，黑幕才进一步被揭穿。因此嘉庆又一次颁布整顿漕政的指示：“近日有漕省分督抚指陈漕弊，无非称旗丁提溜打闸费用繁多，其所谓设法调剂者无非多给兑费，殊不知弊端之大费用之广总由粮道克扣于前，员弁之需索于后。至提溜打闸等项，未尝不稍有所费，而丁力之不足实在此而不在彼也。旗丁等花费既多，复隐有自肥之计，一遇交兑之际藉端讹索”，“州县官既为旗丁所苦，复藉旗丁为名，当征收之时多方浮折，其实在受累者惟花户而已。是则恤民之道全在恤丁，而裁弊之源必须裁费。前经屡降谕旨，将各衙门需索款项，并粮道克扣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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