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道光二年姚文田在《论漕弊疏》中就大为地方州县及漕丁抱不平：乾隆三十年以前，并无所谓浮收之事，是时无物不贱，官民皆裕，其后生齿愈繁，而用度日绌，于是诸弊渐生，然犹不过就斛面浮收而已，未几有折扣之法，始而每石不过折扣数升，继乃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终岁勤动，纳赋之外，竟至不敷养赡，势不能不与官吏相抗”。“然在州县，亦有不能不如此者，近来诸物昂贵，所得廉俸公项，即能支领，断不敷用，州县自开仓至兑运日止，其修整仓廒，芦席竹木板片绳索油烛百需，及幕友家人书役，出纳巡防，一应修馆工食，费已不赀，加以运丁需索津贴，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公用，自延请幕友而外，无论大小公事，一到面前，即需出钱料理。又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须费至百数十金，案愈大则费愈多，复有递解人犯运送饷鞘，事事皆需费用，若将藉用民力，概行禁止，谨厚者奉身而退，其贪恋者，非向词讼事件生发不可，而吏治更不可问矣。近日言事者动称不肖州县，窃思州县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至行同苟贱，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州县受掊克之名，而运丁阴受其益，故每言及运丁无不切齿，然其中亦有不能不然者，运船终岁行走，日用必较家居倍增，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到通，一切并不苛察，各丁于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复易北货沿途销售，即水手人等携带梨枣蔬菜之类，亦为归帮时糊口之用。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经倒灌，未免运道受害，于是漕臣等虑其船重难行，不能不严禁多带货物。又如从前商力充裕，军船回空过淮时往往私带盐斤，众意以每年不过一次，不甚穷搜，近因商力亦竭，未免算及琐屑，而各丁之出息尽矣。丁力既困，加以运道之浅，反增添夫拨浅之费，且所过紧要闸坝，牵挽动需数百人，使用稍省，船即虑其受伤，道路既场，期限复迫，此项钜费非出之州县更无所出，此又运丁不能上达之实情也。数年前因津贴日增，于是定例每船只给银三百两，然运丁实不济用，船不能开，迟久不开则州县获戾，故仍不免私自增给，是所谓三百两者乃虚名耳。顷又以厚收过甚，严禁收漕不得过八折，然州县入不敷出，强者不敢与较，弱者仍肆俊削，是所谓八折者亦虚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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