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总督勒保的奏报，详细地列举了海运不可行的十二个原因，主要是行海运并不能废漕运，漕运官弁不减，则徒增海运之费；海上运道极不安全，不可以天庾正供试于不测之地；海运如果以旗丁领运，则旗丁不习海路，以船户领运，则难于稽查约束，而且不能多设官吏出海巡视，必有偷盗私卖等情弊；海上风信靡常，又无法及时督催，准时运达北方没有保障；运费高昂，海运需船一千七八百号，即需银一千七八百万两；海运有漂失的危险，现时生齿日繁，常担心不敷民人食用，更不堪此损失；议雇商船，亦难以雇觅；海运需水师护航，计需设兵四万名，所需粮饷，亦复不赀；占用商船运漕，必然影响京师商货供应；若改海运，则常年运漕之八九万人一旦失业，难保不流而为盗，亦非安辑之道。如此一番危言耸听的分析，使嘉庆刚刚萌发的念头很快被打消。他指示说：前因洪湖泄水过多，运道浅涸，恐新漕北来阻滞，因而令督抚等兼筹海运，以为有备无患之策，至于用费浩繁，诸多困难，朕亦早经考虑。今据所奏，以为必不可行，自系实在情形，此后竟无庸再议及此事，徒乱人意。
这样，经过了多方的论证，海运无论是商运还是官运，均“碍难办理”，嘉庆只好又回到老路上去，认为此后无庸再议此事，徒乱人意，并且指出：“河漕二务，其弊相乘，其利亦相因。漕运由内河行走，已阅数百年，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河流顺轨，则漕运按期遄达，原可行所无事。即万一河湖盈绌不齐，漕船不能畅行，亦惟有起剥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也”[112]。话虽然这样说，但可以看得出，嘉庆原定的整治河漕的计划，已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他的信心亦随之而下降，这是无可置疑的。
实际上，围绕改海运问题，内外臣工都发表了诸多不同看法。王芑孙主张推行唐宋时代的转输法[113]。谢阶树则认为海运、转输、小船、采买都是“一偏之见，非万全之策也，当事者以为不便信矣，而小船、采买之说，则尤悖焉。”在他看来，“以海运为主，而以三者济之，则万全无弊矣。此其说何也？南省之米，大抵江浙最多，而其路近于海，则请由海运，江西、湖广之米则令转输，以济海运之所不及。夫海运转输之格阻而不能行也，由于造船、置仓之费不赀也。然而海运不必造船，转输不必置仓，宜行之矣。”[114]
海商谢占士以自己的海上经历，反驳反对行海运官僚的观点，认为：“运粮权宜之方，径捷莫如海运。惟因偶尔举行，未尽善法于图始，以致弊生于积久。”在他看来，“海运漕粮，事不难于装载，而难于官事民情互相参议耳”。他分析说：“舵水人等之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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