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试而非师授，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而事外之人，悬询其情，自必语言矛盾，窾要莫凭。况运粮规则，从未经历，尤不免畏难之心，纷扰于中，既不能实情上达，则委员何从而核其详？”他还从物价变化规律上指出雇佣海船的优势：“商船运货，一岁之中，重在春秋冬三季，其时北省豆粮丰熟，货足价廉，乘顺风运南，商贾获利较重，船户脚价亦增。夏季北省货缺价昂，商贾获利较轻，船户脚价亦廉。其时雇船乘顺风运粮赴北，正可舍贵就廉，趋平避险，抑或权时赶运全漕。亦不妨春夏兼装，自可裕如，果能通融办理，不惟上下两无格碍，而且商船均有裨益”。与此相反，内河漕运，“偶逢雨泽愆期，河湖浅涸，舳舻衔尾而来，进退有期，不能缓待清流，必至借黄济运。或逢雨水过多，湖黄并涨，黄流倒灌，决坏运河，种种阻碍，在所未免。诚使乘此夏令，兼筹海运以分其势，则河、漕二务均得从容，既可操引清激浊之衡，亦可定河下湖高之则，自不至有治黄不能顾运、利运不能治黄之弊矣。”[115]
齐彦槐驳斥了反对海运派的三个理由，即：“洋氛方警，适资盗粮”；“重洋深阻，漂没不时”；“粮艘须别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他认为是“皆可无虑”：“洋氛在闽粤，皆坐乌船，断不能越吴凇而北以争南粮也”；河运漂没实际上“数倍于”海运；上海等地现有沙船数千，有远赴辽东的经验，不必另造，且费省。“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兑费、津贴旗柁名目藉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焉”[116]。
学者包世臣作于嘉庆九年《海运南漕议》有非常相似的论辩，称反对者的意见是“书生迂谈”。他的结论是：合计南粮四百万石，不过费水脚百六十万，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而陆续开行，二月初，江浙之粮即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仓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仓米之增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兑费、津贴旗柁名目藉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焉[117]。
嘉庆十六年，高培源更指出：“海洋浩漫，警飚裓浪，势必时有，又其间磐石彯沙，枝歧潭沦，指为尝试，固无足怪。然去常论变，则断潢绝港，载舟覆舟，往往起于意外，苟能审其纡直，辨其险夷，万里汪洋，安见无可遵之道哉？”如果能“法元人春夏二运之例，分番起运，将见峨舸巨艑，浃旬麋至，其视内河守浅，千夫牵挽，蚊负蚁行，则劳逸之不侔，固难以倍蓰计矣”[118]。在肯定海运风险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强调海运的可行性，根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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