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治河与理漕问题纠缠在一起，“欲求两利，转致两妨”，以致嘉庆帝在治河与理漕的同时，也在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即漕粮改海运问题。

早在嘉庆八年（1803年）十一月，嘉庆帝在处理河决豫省封丘衡家楼的同时，即令江浙地方官考虑漕粮改海运的可行性问题。但浙江巡抚阮元等人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后认为，“数百年来，民生国计，筹之未尝无人，徒以目前牵率之时，万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尝试于一旦”， 而“以海运易河运，不特数百年旧章，不可骤改，且数万丁伍水手，失业无赖，亦为克虑。然近年河运屡屡梗塞，且天庾无多储，万一南船不达，则嗌而不食，克为寒心者也。”因而阮元于嘉庆八年十一月上奏时说：“海运非必不可行之事，然非万不得已而后行之”，意思就是海运“不敢决然行之，亦不敢决然不行之”[108]。正因地方官意见分歧，加之衡家楼决口很快合龙，运道恢复畅通，海运问题也就搁置在了一边。

经世学者包世臣记载此事说：“嘉庆癸亥（1803年），河南衡家楼决口，穿山东张秋运河，粮艘不能行，中外颇忧漕事。上以谏臣言，饬有漕督抚议海运。予曾游上海、崇明，登小洋、马迹诸山，从父老问南北洋事，稔知海运大便，然非有所资借而骤改旧章，则疑众难成。既见邸抄，遂委屈告所知。未几，其说达于江苏巡抚，属为论列，巡抚以为然。删润再三，阅月余始缮折，而浙江巡抚已论罢其事，竟以中止。予以其关系极重，故删为私议，以俟后日之谋国是君子推取焉”[109]。由此可知，当时在行海运问题上，江苏地方态度积极，曾经令包世臣等人论列海运的意义，而浙江地方却持反对意见，结果，反对意见最终取得胜利。

    然而，河、漕相互制约的矛盾仍然困扰着人们的神经，不仅河道屡决、屡堵、屡决、屡堵，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漕粮北运也时时受困于河水浅淤，而不能及时运抵北京。为了摆脱当时的困境，确保漕粮北运，嘉庆不得不在十五年（1810）二月谕示两江总督松筠试行海运。上谕说：

    治河所以利漕，东南数省漕粮，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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