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庾，是必运道通畅，方能源源转输。近年河工敝坏，而漕运亦日见阻滞。推原其故，其始因河湖多故，此冲彼漫，逐处淤垫，以致运道节节梗阻，有碍船行，继又因漕务紧要，不能须庾停待。每年回空重运，相继而行，催攒不遑，更无修防之瑕。引黄济运，为害滋深，故无一日不言治河，亦无一年不虞误运，欲求两治，转致两妨，殊为廑虑。……朔查元明时本有海运之法，后因积久弊生，遂议停止，然其始转输利赖，未尝不有裨国计。此时亦并非轻言改易，惟未雨绸缪，不得不作万一之想。设竟须计出于此，若不先为试办，岂可冒昧径行？闻江浙各海口，本有商船赴关东一带贩运粮石者，每年络绎不绝，其船只习于风涛，熟于沙线，该二省均有出海之路，著松筠、章煦、蒋攸銛体察情形，或将本年漕米就近酌交商船洒带若干，先为试行，以观成效。不妨使商船略沾微利，俾各踊跃承办，一面仍催攒重运北来。总期于运务有备无患，是否可行？该督抚即熟筹妥议，据实具奏[110]。
同年四月，嘉庆便接到了江苏巡抚章煦的覆奏称：“苏省惟有大号沙船，尚可洒带米石，约计装运之费，每一百石即需费三百两。且商船与军船不同，不能安装气筒，易滋霉变。”于是他批示说：“海运一事流弊本多，原非必欲如此办理。但年来河道阻滞，重空船只行走诸多不便，万一漕运稍有贻误，自不得不设法筹办。今据章煦查奏，海运碍难办理，苏省如此，浙省大略相同。此时竟可无庸试办。”但他仍要求内外官员继续寻找办法，“漕粮关系重大，筹办不可不周。现据漕督等奏报，本年漕船渡黄，较上年迟至四十余日，万一大汛经临，再有阻滞，势必复议截留。米石既多，一切抛撒霉变，俱不能免，而天庾正供，岁有短绌，成何事体？在河臣经理不善，固当重治其罪，而该督抚身任地方，亦岂有坐视漕粮贻误、不行设法运京之理？该督抚务当未雨绸缪，除海运外尚有何法，详加筹画，妥议章程，豫行陈奏，以期有备无患。”[111]
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因漕运迟误，嘉庆帝再次提及海运一事。他在谕旨中指出：即使本年粮运尚可勉强通行，日久终恐贻误，不可不豫为之计，因思海船试运一事:上年据章煦覆奏，吴凇一带，尚有沙船可雇，果能试行有效，则来年即可踵行，比之拨运、截卸，一切事宜皆为径捷。惟地方官办理之始不无畏难，此事全在该督抚实力讲求，认真经理，因此要求将如何雇船，如何分拨漕粮，旗丁水手如何安置，妥善筹划办理；本年海运不限多少，务必赶紧试行，切不可坐视因循，又以海运艰险推托。而且要求没有试行海运的浙江地方也仿照办理。
然而不久，嘉庆帝即接到新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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