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浮收又只能增加运丁的津贴，然而当时的国家财政可说是极度困难，根本无法为维护漕运体制注入大量金钱。为解决财政极度困难的问题，清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地筹措经费，包括克扣平余差价，设计开设典当铺，开捐例，整理钱粮亏空，增加盐价，增加榷关税收等措施。嘉庆十四年间，南河总督吴儆等人就以河工经费浩繁奏请“将各省现行盐价，除淮南运行楚西纲引奏加余息外，其余各处，每斤酌加三厘，以充工需”，嘉庆表示赞同，说：“朕思盐斤一项，虽亦出之于民，而与加赋少异，盖所加无多，计每口食盐之费，岁不及二分，似于闾阎生计不致有碍。但各省情形亦有不同，自难一概而论……著令该处各督抚，体察情形，如以为事尚可行，亦不必拘定吴儆等所奏酌加三厘之数，或就所额量加一二厘，准其暂行售卖，倘实有碍难办理之处，亦不妨据实奏闻。”[100]结果长芦、山东、河东、两淮均得加价。嘉庆十七年八月，清政府不得不收取淮商报捐银300万两，鉴于商力也不充裕，另100万两被退回[101]。十九年二月百龄、朱理又奏请官设典当铺筹集经费（见第一章）。整理钱粮亏空问题也主要是出于此目的。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不得不推行原本不愿推行的捐纳制度。
在此情况下，清政府根本无法应付增加运丁津贴的负担，这笔费用只能由本已十分拮据的地方州县来支出，无疑使地方州县雪上加霜。道光时人王芑孙在谈论漕运之弊时就说：“方今民困于浮收，官困于帮费，议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帮费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帮费，去帮费必先改漕法。”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国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巨蠹窟穴其中。通仓之需索大累于帮丁，帮丁之需索大累于州县，督抚以浮收暂纾州县，而州县卒未尝纾也；漕臣以帮费暂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尝恤也；通仓诸臣奋然欲去经纪花户之需索，而卒未尝去也。经纪花户之盘踞于通仓者不得去，则尖丁之蚕食于州县者不能除。浮收岁甚，帮费岁增；帮费愈增，浮收愈甚。”因而他建议：“酌古之制，权今所宜，去唐宋转般仓成法损益之”，即分段设仓转运办法，易漕艘、建仓、判职掌、优俸糈等[102]。这反映了单纯禁革陋规需索的整漕办法存在严重不足。但他的主张仍不过是元明时的兑运制之法，充其量不过是对清代前期漕运办法的变通，而且费用更大[103]。
实际上，由于封建政府财政的极端困难，就连统治阶级一贯标榜的蠲免善举，嘉庆年间也轻易不敢推行，总是千方百计地做到实额实征。冯桂芬就说：“国初赋额虽重，大都逋欠准折，有名无实而已。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执事分其余润，无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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