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经理之也，必察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36。
这与明代对流民的政策相比有重大变化。第一，虽然查其祖籍，但没有规定必须回原籍。第二，入籍条件放宽了，仅视其有无“坟庐”，并不要求占有田产。第三，入籍后的*待遇提高了，可以出仕作官，声明祖籍的目的是为了回避。第四，规定了入籍条件，说明已经成为制度，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是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正因为清代的户籍制度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在建国之初对流民的处理就比较宽松。顺治十一年，“定附籍年久者，与土著一体当差，新来者五年当差”37。康熙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后流寓之民情愿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如中式之后，回原籍并别省居住者永行禁止”38。雍正四年规定，“己置有产业，并愿入籍者，俱编入土著”39。流寓与土著的差别正在消失。
四川，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遽减，土地荒芜，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户籍政策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
“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之人，携家远赴四川，听其散住各府州县佃种佣工，为糊口之计。各府州县稽其姓名、籍贯，如实系穷民，造册申报该督抚……民人有愿回籍者，量子盘费口粮，给以印票。其愿在川开垦者，量人力多寡，分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给以牛种口粮……”40入籍不需以置有产业或建有坟庐为条件，迁出也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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