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安置流民，是在成化七年刚刚对百万流民实行暴力驱逐之后，可见流民数量之大。正德年间，“清查过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余户，七十三万九千六百余口，其原附籍者，请各给户田。”22在其他地区，流民也普遍存在，并也曾予以安排，“河南巡抚张瑄亦请缉西北流民。帝从其请”23。嘉靖九年，“令各省乘大造之年，查勘各属流民，置有产业住种年久者，准令附籍当差，其余俱各省令回籍生理”24。
这几次大规模地安置流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每次安置流民，仅具有一次性的特点，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政策，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与令其回籍相并行。第二，每次解决都是在积年日久之后，因而是被动的，不得已的，先有人口非法迁徙，年深日久方承认其居住的合法。第三、每次安置都是以户为单位，以有产业为条件，“只身无产，并新近逃来军匠，递回原籍”25。第四，以附籍的形式安排，在嘉靖四十四年的安置中，虽然称之为“编入版籍”，未用“附籍”一词，但仍冠以“客户”之称，因而仍与土著有原则区別。据《明会典》，附籍人口，如离原籍“不足千里者”，必须回原籍“纳粮当差”26，甚至要负担双重賦役，“明初，户籍为据，虽迁居百年之久，而原籍丁粮不能开除，以致行司有阅移之烦，本人受多索之累”。而八附籍人口的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出仕作官，“寄籍客户为最苦，虽迁居买田葬坟百余载，犹以户籍无名，子孙不得与试”28。从以上几个特点可以看出，明代对流民的安置并不意味着户口制度的改变，它不过是禁迁政策的一个例外和补充，由国家出面，屡次集中办理流民的安置，这一事实的本身价价恰恰说明户口的不可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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