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都出现了新水平。这就促使赋役制度发生了变化。嘉靖万历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先后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一条鞭法：
“其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赠耗。以及上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69。
一条鞭法变赋役分征为计亩征银，使丁役纳入地亩，与田赋合一，丁役失去其独立性。当然一条鞭法的实施情况在各个地区有所不同。有的地区仅把丁役的一部分摊入地亩，或丁四粮六，或丁六粮四，或丁粮各半。尽管没有全部摊丁入亩，至少也摊入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取消了丁役的独立性，降低了丁口在赋役中的地位。“积重在粮，积轻在丁”，“人丁之消长无甚关于会计之大数”70。这就使控制人丁的必要性大大削弱了。明代万历年间出现的户籍政策的转变，其一切根源皆在于此。
一条鞭法在明代处于初行阶段，几起几落，本身也并不完备，加之各地实行情况的差別，还没有完全实现摊丁入亩的原則，因而还不可能正式改变以原籍为定的户籍制度。清代沿用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并在康熙五十二年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71。特別是清政府发展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完全实现了摊丁入亩的原则：
“令各省将丁口之賦摊入地亩输转征解，统谓之地丁”。“自是，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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