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丁制度在全国得以推行，丁役的独立性完全消失。这就使得国家对人口的掌握完全在于维护治安和掌握人口情况，与赋役制度毫无相干。在地丁制度下，人口的迁移不影响任何一个地区的土地减少，因而也就不影响国家的财政来源，相反，由于人口自发地由狭乡流向宽乡，使很多荒地得到开发，反而会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允许人口自行迁移，使户籍制度由闭锁走向开放成为可能。正如乾隆皇帝于三十七年发布的谕旨所说：

“编审人丁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编查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钦遵康熙五十二年皇祖恩旨，永不加赋，則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稗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奏，付之史馆记载，是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更无借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嗣后编审之例永行停止”⁷³。

这虽然是在讲叙停止编审户口的原因，但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清代户口制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户口制度的开放趋势标志着农民与封建国家，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农民与封建国家的关系而言，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农民不一定必须在固定的地区耕种，他们可以通过迁徒的办法到其他地区落户，因而有可能选择赋税较轻的地区从事生产。由于新开荒地可以免賦三年，因而他们有可能在开荒三年以后，视赋税的轻重酌情再迁，以合法的迁徙逃避重赋。就佃户与地主的关系而言，由于允许迁徙，佃户与个别地主的租田关系跳出狭隘的地区界限，增加了佃户选择租种对象的主动权。即佃户不必非租种原籍地主的土地不可。他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租种对象，因此使佃户对地主的依赖关系松弛了，这就使得地主需要佃户比佃户需要地主更为迫切，因而在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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