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出现了有利于佃户的因素：
“作工之法，旧规每工种田一亩，锄荡耘每工二亩。当时人习苦工，带星出入。俗柔顺而主令尊。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不同”74。对“主令尊”的冲击，不能不与户籍制度的改变有关。清中叶浙江棚民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在浙江山区，棚民租种山地，耕作年久，水土流失，肥田逐渐变为石骨。因而棚民一般根据山地的土质情况与地主签定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租地契约，但实际租种多久，主动权完全操在棚民的手中，正如清代官吏所披露：
“尤可恶者，年末满而土尽，则徙之他；年已满而土未尽，则租种之苞谷与业主平分，必使土尽而后已”75。
农民对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人身依附削弱了，必然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至少也会使既有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更为充分的发挥。
其次，户籍制度的开放，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便于各个地区生产经验的交流。例如，在明万历十一年户部向皇帝汇报京畿一带地多沃壤，但因北方之民不谙水利，以致拋荒，建议采用御史徐待的建议： “撤流民之禁”。“许南来游食之人自备资本，任力垦荒”种植水稻76。把南方建造水田、种植水稻的技术传到北京地区，经过几番周折，终于使水稻生产传到北方：
“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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