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具有了“铨法”的地位。当捐纳作为一种补充形式试图占据铨法的一部分时，它势必对传统的科举形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影响到正常的仕进。而变考试作官为花钱买官，对于以读书为仕进的士人们不啻是一沉重的打击，也为那些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僚所不能接受。而最令士子寒心、并被指责为“登进乃滥”者，乃是“捐纳生员”一项。生员乃读书人取得功名、晋身为“士”的标识，它需要通过*童生试（州县试、府试、院试），是科举途中的第一步，生员不但可以考取举人、进士，也可走举贡一途。所以，生员可以捐纳，则无疑使正途出身的进士和举贡中也混入了捐纳的成分。为此，康熙十五年（1677年），暂行捐例实行不过一年多，江南道御史田六善即针对捐纳生员一项力陈捐例有伤国体。他说：“纳监者从来本有之例，纳生员自古未有之条，从前黄宫之士皆市读书之人，忽而二百两侧其中，则人皆不以之齿矣。有力之家必惜体统，如此进步何足为荣。臣谓虽悬捐纳之例，必无捐纳之人，无益军需，徒伤国体耳。”[31] 尽管捐纳生员如此不合体统，却并未就此而止，降及晚清，捐纳生员者几占生员总数的50％。
然捐例中造成正途与杂途的混淆并非仅“纳生员”一项，凡是由捐纳进入仕途的官僚都会对正途造成不同程度的混淆。例如“岁贡一项，所谓正途，自捐纳事例渐推渐广而生员俊秀并得输纳，嗣又开捐纳生员之例。虽复目未识丁，而今日纳生员，他日纳岁贡，名则清流，实多铜臭，公然冒滥，自诩正途。”所以康熙十九年（1680年）徐元文在晋为左都御史后，即上疏说：“臣以为正途非可捐纳而得，其由捐纳岁贡得官者，仍需保举，方与正途一起升转，所当亟宜更正者也。”[32] 由徐元文所奏可知，由捐纳进入仕途的官吏，经保举升转后，便与正途混同一体，“仕途因之殽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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