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为临民之官，“县令一途，关系尤深”，“天下治权，督抚而下莫重于牧令（知县）”[39]。所以，如此众多的捐纳知县涌入官僚队伍，不能不对国家“铨政”及官吏队伍的总体结构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治政。康熙十七年（1678年）浙江道御史陆蕃祚上《停止捐纳知县疏》，即表明了对这种状况的担忧。他说：“窃惟知县一官，刑名钱谷，实有专司，抚字催科皆宜尽善。我朝定鼎以来，设官置吏，首严兹选，非科目官荫、明经正途出身者不得滥授。即有曾任佐贰著有能声者，亦必俟督抚保举，方得升授正印，盖綦重矣。迩来军兴旁午，军需浩繁，暂开加纳一途，原属权宜不得已之计。但事例既行，人皆以奔走于功名，不得鉴衡流品。或生长富贵未识诗书，或年力未强不娴民社，一旦膺百里之任，不免措置乖方，有伤吏道。”又说：“捐途极多，即闭知县一途亦无大碍。否则限以年限由督抚保举。”[40] 翌年（1679年），御史蒋伊也针对捐纳知县过滥提出实行“拣选”和“保举”，曰：“请将捐纳未选者宜行拣选之法，文理精通者照次除授，荒谬者仅给以职衔，已选者由督抚保举，而未捐者则宜停止。”[41]

这说明，捐纳一途缺乏对入仕者必要的考核。为防止捐纳使庸愚者流入仕途，捐例作了相应的

补充。如康熙十八年（1779年）定例，凡捐纳实官以及捐纳复职州县者，到任三年后，称职者由督抚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照例议处，而有玷官箴之人则随时题参。也就是说，凡捐纳实官之人，不论称职与否，皆以三年为限，由督抚分别具题，也就是令“督抚保举”。表明御史蒋伊、陆蕃柞之请得到了回应。

然而，实行的状况却不尽人意。各督抚具题称职者尚不乏人，而以不称职题参者则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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