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捐实官”。在暂行捐例中，最为士子所非议者可谓捐纳知县一项。据左都御史宋德宜所奏，自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开例三载，所入二百万有余，捐纳最多者，莫若知县，至五百余人。”[34] 这刚好是一个科举取仕的周期，清朝的知县员缺不过1300有余 [35]，捐纳缺已接近知县总员缺的40％。而这三年中由科举释褐的进士仅195名[36]（即康熙十五年1676年丙辰科）。按照进士固有的三个去向，除去馆选庶吉士和出任部院主事等职外，进士授知县者不过百人左右（通常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也就是说，在新选知县中，由进士出身者尚不足捐纳出身者的20％。

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二十九日，吏部议覆御史蒋伊条奏分缺不均一疏，廷议时，尚书郝惟讷及文选司郎中郑重等指出：“从前知县员缺，原系进士、举人、贡生、教习等选授。自科臣彭之凤条奏后，遂以其半分与纳银先用之人。及台臣何凤歧条奏，又于一半之中分其半与小京官[捐]纳知县之人，且积算前缺，补选小京官捐纳一项而应选正途俱不得补授，实属壅滞。嗣后大选八缺内，应将捐纳即用者选授四缺，应选者选三缺，小京官捐纳者选一缺，其积算补选之处无庸另议。”[37] 通过上述廷议可知，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大选知县员缺为八人，原全部授予正途出身之人，开捐例之后，先是分出四缺给捐纳即用之人，后再分出二缺给小京官捐纳者，正途应选者仅余两缺，占大选员缺25％，而捐纳者占75％。经郝惟讷等力争，方成捐纳即用者四缺，正途应选者三缺，小京官捐纳者一缺的分缺格局。捐纳人员仍占大选知县员缺的62％以上。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吏部重又题定知县分缺之法，规定：“嗣后如知县出有十缺，除推升二员外，其大选八缺内，将进士选授二缺，贵州捐纳即用知县一缺，云南捐纳知县一缺，其长沙等处捐纳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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