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双月大选知县尚为八缺，而后虽增至十一缺、十三缺、十五缺、十七缺，但铨选壅滞的现象也只不过缓解了一时。所以，李绂说：“臣任吏部时（雍正元年任侍郎），月选州县多者五六十人，少亦二三十人。”[66] 以二三十人甚或五六十人，应十余选缺，其情可以想之。而捐例大开，无疑使已经壅滞的铨选更加壅滞，其中对举贡一途的影响最大。
御史田从典曾上《疏通选法疏》曰：“进士曾壅滞矣，疏之而已通。举贡又壅滞矣，疏之而未即通。”“今以选法论之，十七人为一班，推升捐纳共得其七，进士、举贡共得其十”，十人中，举贡居其半，“然举贡以两途而得五人，不特少于进士，并少于推升捐纳。”“如历科拣选之举人动以千计，其途已自相壅滞矣，而又益以历科之恩拔岁副贡生，至后之积薪者又不可以数计。”举贡还有停选之时。因为按吏部选法，举贡悉依科为先后，而于每科举人之后附以教习贡生，举人选完则及于贡生。但选缺有限，所以常常是，“当举人挨选之时，而贡生曾不预其一，及轮至贡生挨选之际，而下科之举人又曾不得预其一。”[67] 致使举贡有终生无望得官者。客观地说，举贡一途在铨选上的壅滞并非尽为捐纳而致，但捐纳的实行则加大了举贡一途的壅滞，这是毫无疑问的。
康熙一朝的捐纳事例，由虚衔而实官，由知县而知府、佥事道，由先用而即用，并为后来所沿袭。对捐纳之弊，无论是官僚大臣还是康熙帝本人，虽知之甚悉，并多次谴责，每声言“捐纳非善事”，但终因“无旁策以补库绌，仍将依仗捐纳”。进入晚年，康熙虽有限制、甚或废止捐纳之意，然捐例行之数十年，已成无可收拾之势。时人王士祯论及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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