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五年（1666年）十月，户科给事中余国柱上请开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诸省捐例一疏，可谓官书中康熙年间初开暂行事例较早的纪录。其疏曰：“迩者关中底定，闽逆投诚，荡平虽可刻期，然一日未罢兵，即一日不可无粮饷，宜于浙江、江西、湖广开捐例，纳米豆、谷麦、草束以济军需。山东、河南岁值大稔，并宜捐米，贮临河州县，支应本省兵粮，多则运解京仓。”时战争尚未结束，故开捐之请旋即奏准。但部议山东、河南需粮无几，运往京师又徒增耗费，且滞留浙江的平叛大军又已进入福建，需粮不多。故只准开江西、湖广、福建三省捐例。规定：“现任官捐加级记录，四品以下降革官捐复原职，余分别录用、先用及顶戴荣身” [12]。

 然而，自暂行捐例初开，即遭到朝廷内外人士的反对，议者多谓有碍正途，混淆铨法。于是，康熙十六年（1667年），从左都御史宋德宜之请，停止捐纳，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捐纳事例止有广西一省。”[13] 其时，云贵尚未恢复，粮饷供应仍为平叛战争的燃眉之急。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二月，户部议复甘肃巡抚巴锡题请捐纳事，但康熙以陕甘一带百姓屡年解运钱粮，甚为劳苦，不准其地捐纳，认为“今四川已经恢复，宜在四川捐纳。”[14] 是年九月，贵州巡抚杨雍建也以各路兵马云集、需饷浩繁，而贵州产粮无多，奏请贵州开捐事例，疏曰：“惟有议开捐例，捐纳本色，以济急需。但黔省僻处天末，镇远以南舟楫不通，……人情未必敢肯舍近而就远，舍易而就难，请照长沙之例量减十分之二，以示鼓励。” [15] 十月，遂命准贵州开捐。继贵州后，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又有云南巡抚伊辟以清军三路并进云南，粮饷告急，援例“请开云南捐纳事例”，声称“投诚官员亦应捐纳，户部议准行事，上曰：投诚官停其捐纳，余依议。”[16] 至此，以佐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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