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龄先生指出，在康熙一朝的捐纳事例中，首以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贵州暂行事例影响最大。他指出：“贵州事例之开，系因袭广东、长沙，当时开例之广，规模之宏，实为道咸以后张本。”[17] 其捐例规定：“除原革职、贪酷、侵口仓粮、大计军政处分、失陷城池官员，并一应因公诖误革职之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文武布政、总兵以上官员不议外，在外参政道员、副将以下官员并进士富民，情愿捐助粮草，分别鼓励。”凡捐纳之富民，给八、九品顶戴荣身，并给匾旌奖，廪生、增生、青衣生、俊秀可纳监，廪、附生并得捐为岁贡生。现任官员捐加级记录，革职离任捐官复原职，而捐纳知县者又可捐先用、即用。《六部则例全书》对这次所行捐纳之银米数额，也有明确记载，曰：“查定例准贡生监生考职者，纳银一千五百两，未经考职者纳银一千两，俱准以知县用。今议，考职者纳米四百八十石，或草三万三千六百束，未考职者纳米五百四十四石，或草三万八千八十束，俱准以知县用。……并定例，加纳知县者，再加银一千五百两，准其盖行先选。今酌议加纳知县者纳米四百八十石，或草三万三千六百束，准其先选。如有纳米六百四十石，或草四万四千八百束，于先选之中，与长沙等处捐纳者分缺即用。”[18]

 上述资料说明，贵州捐例与康熙十三年始行捐例相比，在捐项上并无多大差别，其影响所以大，无外有这样几点，其一捐纳数额大大减少（无论是纳银还是纳米），如贡监考职者捐纳知县由一千五百两减少到四百八十石（相当于二百四十两），不足原有数额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报捐人数必大大增加，故而有“开例之广，规模之宏”之称。其二，在贵州全部改征本色，易纳银为纳米，并令就近士绅富民直趋军前输粮，明确了地方收捐之例。其三，将原有的捐免候选，进一步确定为捐先用、即用。这些定例均成为康熙年间捐纳制度中的重要版本，并影响到有清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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