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虽非善政，然“利端既启，遂至不可收拾”，“日后每遇军兴、岁歉、河工，复援往例而行之。其期限、银数、官阶、铨法，亦时有变通。”[19]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以灾情之故，捐纳之议再起。是年十月，直隶巡抚于成龙以直隶荒旱，奏开直隶暂行捐例，捐纳范围不限旗民，即在本州县受灾地方就近捐纳，停捐银专收米谷，并议增添条款若干。诸如：“不论旗民俊秀子弟捐谷二百石或米一百石，准做监生，免其入监读书，期满考用；不论旗民文武官员，捐谷二百石或米一百石，纪录一次。捐谷八百石或米四百石，准加一级；司府首领等官、州县佐贰教职等官，不论已仕未仕，捐谷二百石或米一百石，照各品级给与封典荣亲。”[20] 遂开“捐封典”先例。十一月，各省效仿，纷以灾情严重请开捐例以备常平仓之积贮，虽多限于捐纳贡监、虚衔及封典之例，但捐纳范围越发广泛，几致遍及全国，而尤以甘肃、江南为最。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内侵，西北战事再起，捐纳遂再度转向筹措军饷。先是，是年六月，叶穆济已奏准开大同捐例，于大同、五台、蔚州等地开捐，但以地瘠人贫、所处偏僻，捐者甚少。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月，由于大同、宣化、张家口皆清军驻扎之地，军需浩繁，故叶穆济再奏开大同、张家口军需捐例，比照直隶例减成收捐。三月，以甘州、宁夏、西宁三镇与厄鲁特蒙古为邻，皆为险要之地，宜囤积粮草以备战守，又开甘肃捐例。此外，还有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年的西安捐例，以及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大同宁夏等地的捐马例。至此，这次用于西北军事的捐纳才随着战争的结束暂告中止。

这一时期的捐纳，以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大同、张家口捐例、康熙三十一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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