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时期，自康熙四十二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03－1722），捐纳以赈灾为主，并及河工与用兵。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川总督觉罗华显奏开捐甘肃捐例以贮长平仓。而后，终康熙之世，捐纳之例遂再度以赈灾积贮为主。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山东巡抚赵世显以山东饥民遍野请开山东捐纳之例。康熙四十五年四月，有捐马事例；康熙五十年（1711年）七月，户部以国库不足，题开捐银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月，以闽省山多田少生齿浩繁，奏开福建捐例，积贮以备不虞。五十三年（1714年）二月，准广东、广西之请，照福建之例开捐，亦以赈济为目的。三月，四川总督鄂海筹划边省积贮，请开甘肃粮草捐例。九月，以赈荒再奏开甘肃捐例。十月，江南又有常平仓事例在各省收捐。除赈济捐例外，还有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甘肃军需事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九月，四川总督鄂海奏请开甘肃湖滩河所捐驼事例；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陕甘总督噶什图奏开兰州喂养驼马事例；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云南巡抚杨名时奏开云南捐补例；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开两路军前运米例。[24] 这一时期的捐例大体沿袭前制，捐纳名目更加繁杂，冗滥。而开捐次数也更加频繁，康熙朝开暂行捐例约有三十余次，这一时期将近其半。

需要说明的是，康熙朝的捐例，除了军需、赈灾仓储等项事例之外，河工捐例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河工捐监事例，但规模极小，事属工部 [25]。十七年（1678年）正月，河道总督靳辅有“开捐纳事例，以助河帑”[26] 之请，却未准行。此外，《清史稿·选举志》云：“滇南收复，捐例停，旋以山西、大同饥，又永定河工复开事例”，然未见详细记载。而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三十九年（1700年）河道总督于成龙曾力言河工捐纳，但康熙皆不以为然，他说：“至修理河工钱粮，并非难于措处，岂可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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