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耗资巨大[40] 。实际上，琦善等人考虑过能否将各省漕粮全部从上海由海船运至京通仓库。但是最终还是否定了，原因就是“上海一处沙船为数无多”倘若各省漕粮都从上海开运，“愈形短少，必致连江省议运之米壅滞难行”，所以他建议除江苏筹议海运之外，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运粮方式均由这些省份的督抚来筹划，而本年回空的帮船，他认为“势不能不借黄浮送”[41]。
只有一个人明确表示赞成海运的，他就是江苏巡抚陶澍，他反对漕粮折银和停运治河，主张来年“河海并运”，并提出挑挖运河以及勘查上海状况的初步意见。[42]
局面终于打开。接下来的运漕之议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七月初三，湖广总督李鸿宾提出一种双重保险的办法，即把首先到达京通的两进帮船约二三十帮（可运米七八万石）停放在黄河以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既可将本年滞留黄河以南的漕米盘运至京城，又可在来年海运不敷时分担部分海运任务[43] 。
虽然谕令各督抚“勿存成见，筹出万全”，道光还是一再强调他的“蓄清敌黄，渐复旧规”[44]。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注意力从蓄清敌黄的恢复上离开过。
七月二十三，道光终于作出了决定：“朕思海运之外惟盘坝接运既可使漕粮悉数抵通，而御黄坝不开亦可免湖河受病，黄水不倒灌入运，即可并力东趋，以收刷沙之益……专刷运河之淤以济漕行……至道光七年可复旧制”。可见，来年蓄清敌黄不可行，借黄济运也不可能，剩下的只有一个办法：盘坝接运。江苏省漕粮一百五十万石由海运至京。道光六年整年不开御黄坝，全力修整运河与黄河，以期道光七年仍复蓄清敌黄之制[4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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