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仅凭这一点，曹振镛就不会对身居江南的总督、钦差的决定提出任何异议，实际上，道光的谕旨表现出的正是曹振镛的性格——几乎没有一次对督抚的奏折提出过建设性探讨性的方案，中央参与决策的权力几乎被完全放弃。道光本人对运河情形缺乏感性认识更使北京的皇帝和枢臣远离了决策的中枢地位。
第三，地方官员本身的疲沓与腐败造成了决策的迟缓。腐败的后果是治河经费不能充分用在治河工程上。
高堰决口的时候，著名的漕河专家包世臣在扬州助官员防汛，一位姓熊的兵备（黄河兵备道熊方受）问他：十年以前你在《郭君传》中曾经预言南河在十年内要出事，想必也一定也有良策解决这个问题。包世臣分析了黄运状况之后指出，最好的方法是暂行海运以保证京师仓储，专力治河，“大举刷沙之策”否则只有“借黄以蓄清，借土以济水。使全漕不误，然后可徐图治河”[52]。熊兵备又问为什么他不把此策献给河臣，他回答“南河风气儇（轻佻之意）薄，多年不举大工，始构艰屯，而闻用款无多之说，必百计阻挠於当路，岂能举乎？”包世臣所说的南河风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包世臣对南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曾说：“余往来南河二十余年，所见工程有不及二三成者，甚有领帑竟不动工者。”
道光六年负责海运的贺长龄曾与道光帝谈论官员优劣，上问江南官吏优劣，奏言：“大抵循份供职者多，实心办事者少”，信哉斯言！地方官员的惰性的确使一些有识之士的美芹之献难以上达，以至贻误大事。包世臣对南河状况的绝望已久，但是道光四年听说颜检调任漕运总督时，他“望风忭跃”，兴奋异常，他认为颜检是三朝老臣，“事变更熟而秉节通仓”，怀着巨大希望给他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借黄济运问题很大，“清非不可蓄而蓄清机宜颇为微妙，黄非必不可借，而借黄控制尤须把握。”并指出借黄会有决口与淤阻的隐患，“米多必议盘运，米少必议截留，盘运则无益费生，截留则仓储缺乏”，并建议暂举海运而专力治河，“控制黄流以待清涨”。在这封信中，包世臣对黄运的分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