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关于本年漕粮与来年的运输方式基本确定，剩下的就是执行的细节了。本文在此不予赘述。
五、决策失误及原因分析
在整个议事过程（八个月）中，皇帝除了表现出与生俱来的急躁和鲁莽，对解决此事几乎是束手无策。他总是企图把所有问题交给地方督抚解决。地方督抚对决策权的规避，以及皇帝谕旨中重复出现的“筹及万全”“激发天良”等语反应了皇帝和督抚们怎样的状态呢？道光对漕粮的渴望压倒一切，在他的概念中，只有这一点最重要，他太过重视这一点而忽视了其他的相关因素。其实，与漕粮相关的运河、黄河、淮河以及运输方式的河运、海运之争。这一切都是应该通盘筹划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被综合考虑过。高堰出现决口以后，道光将重点放在了惩治河员和修补堤坝上，征询来年漕运方式的谕旨和奏折成为一种摆设，在道光与新总督、漕运总督的互不言明中大家轻而易举地滑向了借黄济运的深渊，事先并没有对借黄济运的利弊作出慎重、全面的分析和预测。决策人员的流动性和决策的随机性造成了大部分责任落到了革职留任的原总督孙玉庭身上。而孙玉庭接到任务后的表现并不只是办事不力，借黄济运本身固有的弊端和难以操纵的特点是后来运河淤阻黄河转病的重要原因。
孙玉庭的运粮过程历时半年，这半年他很难说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努力，已经没有人去追究文孚了，魏元煜的责任也因为他新到两江而有所减轻，孙玉庭成为无法逃避的责任人。但是，他不是完全无辜的，没有证据证明孙玉庭是借黄济运的倡导者，但同时他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而是执行了这项决议。借黄济运实行不下去的时候，他竟然又在建议盘坝接运后不久提出将耽搁在半路的漕粮就地存储，等来年的漕船前来搭运，这显然是想逃避接下来的运粮工作（因为黄河与运河都难以通行，漕船的前途未卜，可能没完没了）。道光一直对孙玉庭寄予厚望，他这一逃跑行为当然让道光恼火不已。面对一场漕运危机，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竟然呈现出这样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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