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道光朝的奏折，会发现这些奏折上的朱批多半只有三个字：“知道了”，而随后就会发下内容充实的谕旨，这些谕旨由军机大臣撰写寄发，里面将奏折内容和他本人的意见写上去。从关于此次漕运危机的谕旨中看，有一点很令人惊讶，就是道光在筹议海运之前，几乎没有对文孚、孙玉庭、魏元煜中的任何一人的建议提出过大的异议。更不要说断然反对了。他常常在谕旨中表示让他们“权宜办理”，“朕不为遥制”。他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没有表示过实在的疑问。对一个最高决策者来说，他在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到底体现在何处呢？道光帝为什么没有驾驭整个局面，反而在整个过程中被不断恶化的形势和明哲保身的督抚们牵着鼻子走呢？他可以恼火地将他们降职、革职，但是他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其中的原因涉及皇帝本人、中央决策机构、地方官员以及漕、河本身的复杂性。
第一，对问题的界定从一开始就把运漕单独提出来，从而取得了凌驾于其他问题之上的地位。相关的问题被忽视了。实际上，自从靳辅在康熙年间对黄河进行过大规模治理以后，无论在乾隆朝还是在嘉庆朝对黄河的治理都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即一味加固堤坝，挑挖上游淤垫，而不注意疏通入海口。道光朝的高堰决口不是一个偶然事故。著名的河漕专家包世臣早在嘉庆二十四年就预言高堰十年后必定失事，隐患早已存在。[46] 事故出现之后，恢复整个水运是个浩大而系统的工程，惩治官员、治河、运粮、调动官员这些事情都搅在了一起。对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同步进行的。效率似乎出奇的高，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英和奏折的合理性，停运治河，至少停止使用运河来运输漕粮，这是合理解决黄运问题的重要原则。道光则几乎完全不考虑这一点，他没有把决策和执行分开，这导致了决策的迟缓与决策的屡屡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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