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呢。王鼎从二年十月开始丁父忧，到五年四月方才回京任职，方未立稳脚跟。玉麟为兵部尚书，充崇文门监督，负责盘查户部三库，并署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从武英殿总裁、经筵讲官，并且五年二月还随道光谒东陵，事务极其繁忙。可见忙于北京庶务的军机大臣们不能够了解南河状况，他们对漕运危机的解决并无多少贡献。只有充当钦差的文孚真正参与的漕运危机的解决，但文孚只在清江住了一个月左右，对漕运危机的解决也并无创见可言。
那么最终影响皇帝意见的只剩下一个主持大局的曹振镛。而曹振镛此时管理工部、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充上书房总师傅，并以七十一岁高龄主持朝中大事，其繁忙劳顿可以想见。[47]作为中枢机构的军机处，其权力在道光朝比前朝有明显膨胀，军机大臣中以首席军机大臣的地位最高，对决策也最有影响力；在紧急情况下，首席军机的意见就是影响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此时作为首席军机大臣的曹振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道光五年初曹振镛兼任多项职务：首席军机大臣、管理工部、管理三库事务、充上书房总师傅。曹振镛虽然一直兼管工部事务，但其实曹振镛的长处不在工程技术方面，并且工部生涯中有两次因为失察司员舞弊蒙混帐务而遭到惩治。[48]
根据现有的资料，曹振镛的长处在于学问渊博，应付突发事件他是没有经验的，也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有经世济用之才。他的为官生涯大部分是在纂修实录、主考乡试、会试、拟写谕旨，对于道光作诗的爱好，他也极力迎合，经常写一些读后感进呈皇帝。[49] 他是个极端保守的人物，遇事“恪守成宪，未尝轻议更张，从无顾虑取巧见长之念”。他也很少和人交游，“我无求于人，人亦无求于我”，他的人事观点很有明哲保身的意味，“有不可随人之事，无不可共事之人”[50] “勿轻议人过，防意如城，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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