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相当透彻，并对颜检报以巨大的希望，当时文孚等人刚到青江浦，包世臣恳请颜检“节钺莅浦朗当会议，定策覆奏，安危之机，实在阁下”[53]，但是从谕旨和奏折来看，颜检没有将这些建议向道光提出，而文孚等人最后议定的方案，虽然考虑到借黄济运的弊病并设法加以弥补，但是借黄济运这种做法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由此可见，道光没有接触到多样的解决漕运危机的方案，地方大员的遮蔽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决策过程是一个随意而混乱的过程。一方面，对待重大的运道选择问题，钦差大臣草草了事，两江总督、漕运总督、南河总督不能全面而通盘考虑河运条件，大家都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思想，同时缺乏有力的中央指导，导致漕运和治河两个问题迟迟没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由于道光皇帝对漕粮北运的迫切与固执，很多相关问题不能被综合考虑，河漕两难始终缠绕在一起，不能分开解决。实际上，从整体角度来说，运漕首先要治河，河畅漕粮方能顺利运京。事实证明，高堰决口以后，借黄济运、盘坝接运这些做法都是以加重河害，增加日后治河难度为代价的。从治河方面来说，“南河自嘉庆十八年春筑圈堰于清江，大溜被遏，二十年春，鑿虎山腰减坝于徐州分泄盛涨，而清黄交病，至道光四年冬祸发高堰”。这一连串事件都有其必然联系。但此时御黄坝外淤泥尚且不深，如果“其时于高家湾下至北沙百里之间赶做束水坝数十道导溜攻沙”，怀安黄、运尚可好转，但是从朝廷到地方都没有认真对待河务。道光六年包世臣在分析这次事件时说“无奈上下泄泄，又经一载之久，河淤更厚而坚”[54]，运河、黄河更难治理，漕粮运道淤塞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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