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许多内容是刊本《则例》有而抄本《则例》没有的。众所周知，刊本《则例》最早编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刊行，后来道光朝和光绪朝都有续修。这时期，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藩部地区已经比较稳定，各种措施逐渐完备，因而刊本《则例》对此反映就比较全面。比如，在刊本《则例》中，有“西藏通制”两卷，对驻藏大臣的职掌，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以及清政府对西藏的治理，都有详细的记述。这是清政府在乾隆朝末年总结治理西藏经验教训的产物。抄本《则例》则缺乏这方面的内容。此外，刊本《则例》比抄本《则例》更规范化和条理化，也是很明显的。

《理藩院则例》作为理藩院机构的办事准则，清政府统治藩部地区的法规汇编，涉及到*、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刑法等各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就总的方面来看，它首先确保的是清朝封建统治在藩部地区的稳定性，为此规定了设官、职守、奖惩、军政、会盟、边禁、人命、偷窃、发冢、犯奸、罚罪、捕亡等项，鲜明地体现了《理藩院则例》的阶级实质，实际上是维护清朝封建国家的利益，维护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王公的利益。其次，清政府给予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种种特权，在品秩、袭职、擢授、俸禄、廪饩、朝觐、宴赉、仪制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这就不仅保证了藩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特权地位，而且使这种特权延及后世。再次，对喇嘛事务有明确规定，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怀柔蒙藏民族上层，统治蒙藏地区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最后，明确规定西藏设驻扎大臣，总办全藏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行，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无论大小事务，俱禀明驻藏大臣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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