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条。对照这两种不同版本的《蒙古律例》，我们可以看出，嘉庆朝和乾隆朝相比，一是清政府对蒙古王公的恩宠政策并没有改变，这从嘉庆年间《蒙古律例》卷1增加的7条中，允许顺治朝以前蒙古王公台吉子嗣以原品世袭罔替，阵亡的蒙古官员袭完世职后赏给恩骑尉世袭罔替，蒙古王公台吉职衔准其以养子承袭等内容可以看出。二是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封禁政策有所调整，这从嘉庆年间刊本《蒙古律例》卷2中，删去了原乾隆朝殿刻本中“内地民人不许娶蒙古妇女为妻”1条可以看出。三是清政府制订的蒙古族刑法已在整个蒙古地区贯彻执行，嘉庆年间刊本《蒙古律例》卷6记载：“凡新降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厄鲁特、和硕特、辉特、乌梁海等蒙古，偷窃马牛驼只数至十匹者，不分首从，均拟绞监候……”，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况。
《蒙古律例》是清代藩部地区蒙古刑法的总汇集，包括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卡哨、盗贼、人命、首告、捕亡、杂犯、喇嘛、断狱等项。犯罪的类别多数是危害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蒙古族封建王公贵族，也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当然，比较而言，比对一般平民的处理要轻得多。《蒙古律例》中规定，违反宗教教规的也要受到惩罚，这里主要指的是喇嘛，反映了清政府不允许任何人对藏传佛教这一基本国策的破坏。《蒙古律例》中还规定，蒙古王公杀害属下家奴，仅受“罚牲”处分，但“家奴杀其主”，则要“凌迟处死”。蒙古王公“奸平人之妻”，仅罚牲畜给奸妇之夫，而“平人奸福晋”，却要“凌迟”。1这些反映了《蒙古律例》除了维护清朝封建国家的利益外，也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鲜明地体现了它的阶级性。
《西宁青海番夷成例》（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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