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惟）特乡举进身之途几至无望，即平日馆谷之谋亦觉大非易事。愤激者辄谓：    生小读书，自走绝地。然今日秀才之多有，实无地可以位置。举人、进士正途也，而  百中选一，文章且憎命矣；出贡、就教（秀才积年可经出贡而得官或就教职──引者    注）后路也，而捐班参杂，轮选不及待矣；居乡坐馆本分也，而束修微薄，俯仰不能  给矣；    书院膏火外快也，而夤缘枪替，他人更分肥矣。此外为商则无本，为农则无力，  为工则无艺，刑名钱谷则乏佐治之才，刀笔官司则守怀刑之戒，宇宙虽宽，直无一处    可以作寒士之生业者。”[27] 

由上可见，晚清时期，被诱导到狭窄的科举途上的读书人数量剧增，远远超过了社会对官吏储备及科举教育的需求，使清前期就已出现的士人与传统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状况愈益严重，旧制度下又缺乏其他有效的分流渠道，因此，士人依传统的生存方式，已不能普遍满足身家生存的需要，而衣食身家乃为人立身之基，明清士人素有重视“治生养亲”的传统，在士夫的家训等文字中，多有“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儒者以治生为先”、“学者以治生为本”等论述[28]。在通过科举入仕以得衣食利禄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之下，士人们为谋生便不得不到传统制度之外去寻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这样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士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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