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舞弊求利之风不仅在应试士子、贫寒文人中风行，而且蔓延至士人上层，在主持考试、阅卷的各级考官中也相当严重。时人记当时风气道：“科场法弛，贻赠关节，视为故常。”[38]不仅地方上的清苦学官多有谋利贪财之风，即便主持乡、会试的钦差大员与朝内大臣，也有种种受请托、得贿赂之习。如咸丰时期风行一种记考卷暗号于纸条请托考官的作弊形式，称为“条子”，有记云：“咸丰之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有无耻之徒，加识三圈五圈于条上者，倘获中式，则三圈者馈三百金，五圈者给五百金。考官之尤无行者，或歆羡之。”[39]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顺天乡试，据说某一考官即人收受条子达百余之多[40]。在京师举行的殿试及进士、优拔贡的朝考，考生中还流行“拜老师”之风，即考前“先之以拜老师，凡科甲出身之尚书、侍郎，揣其必派阅卷者，或托同乡，或假世谊，莫不投贽殆遍，贽必百金。……故有钱而拜老师多者，取之较易。……屈指可以派着阅卷者不过二三十人，倘世家大族以二三千金遍拜老师，遍送字样，则未有不入彀者矣。”[41]由这些科考贿赂及舞弊的流行之盛，可见趋利之风已弥漫于士阶层上下，科举考试在此已纯然成为一逐利的交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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