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趋利行为首先是在科举制内部出现的。由于科举制使读书习文成了谋利的工具，而竞争的激烈使取中几率甚微，遂引发人们追求最省力、最直接、最简捷有效的方式来达到谋利的目的，而不再顾及道德，于是出现了种种超出规范之外的作弊行为。特别到晚清，应试士子增多，科举规制也愈加松弛，原来相当严格的搜检、查办等规定，已多流于形式，如时人云：“乡会试人数加多，凡搜检等事不过具文而已，弥封誊录皆可作弊。”[35]于是，考试作弊之风盛行，枪替、倩代、冒考、传递、请托、通关节、贿赂考官等种种作弊形式不一而足。８０年代有人述及时下考试情形道：一届考试，“雇枪替、携夹带、买传递，场中纷纷扰扰，其弊百出。……舞弊者十之二三。”[36]由于入场搜检废弛，故怀挟抄本入考场已相当普遍，成为半公开状态。对这些作弊现象，为官者往往故作不见，不予严查，使作弊之风愈演愈烈。 

考试作弊风行的状况，败坏了士人的道德和羞耻感，士人们不但将科举视为利途，而且心安理得地用违背道德的作弊手法去求得。这些舞弊行为的背后，往往是直接的金钱交易，以致出现了专以作弊而谋利的人。光绪五年（１８７９）《申报》刊登一篇《论士习》的评论，述及当时有士人专作此勾当，一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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