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阶层的趋利之风及重利观念，使士人的社会角色、社会生存方式及文化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社会形象发生了改变，以往作为道德表率、礼义化身的形象大为减弱。 

传统观念中的士人，以其熟读圣贤之书、明修齐治平之理，作为圣贤之道的承载者，负有为民道德表率、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身份居于齐民之上，受到齐民的尊崇。所谓“凡在齐民无不尊崇而仰望，即己亦不得自侪于齐民”[49]。但这一时期士林盛行的趋利之风，是对传统士伦理的严重背离，这就使士的传统社会形象受到削弱。自清中叶即已有不少人批评士风的衰坏，到晚清时，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社会舆论指斥“士习不端”、“嗜利无耻”、“士风日下”之声不绝于耳。士阶层普遍的道德堕落，这已成为朝野上下人们的一致看法。１８８７年《申报》有一篇文章认为，时下无论是上层下层的民间士人，其社会形象及所作所为都已“大异于古所云者”，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士形象。那些出身富贵世家的上层士绅，“则自恃其门弟之高，凌厉一切，凡百士农工商之辈，俱不能与之抗衡，……恃有官府往来，益觉肆无忌惮，包漕唆讼，欺压良民，……鱼肉乡愚，骚扰良懦。”而稍有功名的下层士人，“则自恃其书礼之家，高出市井徂侩，凡其要挟，细民不敢不从，于是舍其皋比之业而专管地方闲事，……始则办理积谷、育婴、恤嫠诸善举，侵吞入己，借行善以饷私囊，渐而兴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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