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开口后通商地区中外商务贸易的发展，西语西学成为越来越有利谋生的长技。最早乐于学习西学的，是与通商贸易有各种联系的商人。在西商洋行供职的买办、翻译等固然需要通西语，就是与西商只有一般商业往来的华商，如果会一些西语，也会给商务带来很大便利，故乐于学之，遂有所谓“中土商人，半谙蛮语”[64]的说法。在开口早期，士夫人家多受传统观念影响及奉科举入仕为正业，不屑于学西学，较早学西学的也多是那些上进无望而逐利谋生的中下层读书人，他们因向西人学西学，往往被骂为“汉奸”、“降夷”、“见利忘义”、“士林败类”等等。即使在洋务运动早期，士人学西学仍受到鄙视，如１８６７年同文馆招正途人员由西人教习算学，前往报名者就曾饱受士论辱骂[65]，故７０年代《申报》有议论云：“中国之仿西法也日新月盛，然皆工商之辈，至于士夫之家，不但不欲学西人之学，而且不欲与西人相交焉。……若夫工商之辈，所欲得者利耳，一学西法，即目前亦可得大利矣。”[66] 

７０年代以后，标榜借西技以谋自强的洋务运动更加发展，社会上的新事业也日益增多，有官方所属的海关、通商官署、机器厂局、洋务学堂，还有社会上中西商民所办的商行、洋行、报馆、书馆、新式学校等，这些新事业增加了对西学及格致艺学（科技知识）人材的需求，而其职位往往薪水优厚，自然颇具吸引力。于是，人们越来越看重西学、格致艺学的实用价值，社会舆论对西学和艺学为当今有用之学的议论也日益增多，并出现提倡士人亦应学西学的议论。如１８７６年《申报》刊文提出：“……倘能……工商之事改用西法，日善一日，而士夫亦肯常与西人交好，日分数刻之功究心格致之学，其有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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