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者更非浅鲜，万勿先存一西法不足学之意于其间也！”[67]《申报》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有《取士说》一文，提出“文学（指儒学）与格致二者不可偏废，应并学之则得中矣”，“开科取士时，诚能使应试士子悉晓西国格致学之大略，于中国乃大有裨益”。这种议论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社会需求的变化下，对原来受鄙视的西学及“格致之学”知识地位的承认。在７０年代以后上海、香港等地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议论文字，学习西学、格致艺学的人也多起来。
这一时期，随着翻译西书、西学堂及报刊的增多，西学知识的传播日益扩大，了解西学知识的人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提倡效西法、兴工商以谋自强的洋务思潮发展，并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所接受，官方也大加提倡选用西学洋务人材，这就使西学、艺学不再只是个人的谋利之具，而与朝廷所需、国家自强这一“公利”的目标相连，士人们由此跨越了道德伦理的障碍而赋予学西学、艺学以正当的地位。“私利”与“公利”的一致成为趋动士人学西学的动力，７０年代以后，谈西学、读西书在士人中渐成时尚，自诩通西学、识洋务而希望在中西新事业中谋得职位的人也多起来。如１８７７年香港《中外新闻》报道：粤海关督初莅任，即“有无数自称识洋务之人”来谋职，因叹曰：“呜呼！何一时识洋务之人若是之多耶？”随后《申报》发表《论识洋务》一文，就时下自称识洋务者之多的情况进一步评论道：“吁！天下之事岂易言哉。……洋务之兴于今仅及三十载，且学校并未设教，考试又未设科，中外亦未设官，而谓一时济济人才竟若是之多耶？”[68]１８８１年《申报》还曾刊文对那些只识沮浅外语，即以通西学自炫的人讽刺道：“顾今之为西学者，吾知之，略懂数句西语，稍识数行西字，即诩诩然矜于人曰：吾通西学矣。”[69]通西学、识洋务者受到洋务官僚的厚待，１８７７年《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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