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义理、圣贤之道，传统上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支柱，也是社会公认为最高价值的知识体系。而清代的科举制度及其附属的社会教育制度，将儒学义理简化为形式化、僵化的八股时文。早自清初至清中叶，就有不少人批评八股时文的空疏无用，如道光时提倡改革的龚自珍、魏源等，都曾激烈抨击科举时文的无用与摧残人材。但这些批评，主要着眼在时文对于为官治民的“无用”及对朝廷佐治人材的“摧残”，而且只是针对时文的僵化形式，而不是儒学义理的内容。这一时期，在士人及社会上下人们的普遍观念中，儒学义理仍占有至上无二的知识地位。 

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对科举时文为无用之学的批评更为普遍，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如《申报》１８８８年３月４日《论宜选拔真材》一文批评道：“今取士以诗赋时文”，使人“终日耗其心思才力以从事于无补之学”。“今上下皆知时文为无益，而犹不废，诚所未解。”次年该报另一篇论及考试的文章也说：“今乃以考试之大典，求之于八股之时文，五言之试帖，即使时文极精，试帖极工，不知将何所用？……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夫亦尽人而知之矣。”[61]这一时期对于时文“无用”的批评，还超出了为官治民之“用”的范围，而出现从士人自身生存之“用”着眼的议论。如时论有云：“今日所行时文，是驱天下之人才，囿其心思才力，而置之于无用之地者也。故今之所谓士者，实游民之一也。为士者愈多，则天下愈坏。”[62]士人除会作时文之外，于谋生于社会一无所用，又无他技以得衣食之业，故实为坐食无业之“游民”。而“游民”之说，此时在社会上已很为流行，如有云：“所谓士者，乃竟一切不知，绝无所事，于是人亦谓之曰高等游民。”[63]这种从士人生存的角度来批评时文的“无用”，反映了人们知识观念的功利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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