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位饶有积蓄的妓女，向其借了十万金，遂“罢官业鹾，不三年得子金三十万”[59]。到七、八十年代，士人经商在沿海诸省及一些内地城市已蔚成风气，如８０年代初郭嵩焘所说：“本朝士大夫无不经营生计，其风自闽、粤、江、浙沿海各省开之，浸及于京师。”[60]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滥行捐纳，商人中盛行捐官之风，稍有积蓄的商人无不买个功名、官衔以抬高身份。士与商的相互渗透，造成士商二重身份混同的人越来越多了。
与此同时，一些通商城市商业贸易、新文化事业以及官办洋务事业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就业机会，如商行洋行的司帐、文房，洋务事业里的新式职员，新式学校的教师，中西人士的译书馆、报馆的执笔人等等。这些新行业往往薪金优厚，一些下层士人便不再顾及华夷之辨、义利之辨的指责舆论，而去任职谋生。
总之，士阶层依利而生存，使士人生存的社会基点发生了改变，开始从社会职业上有所分化，与商人之间的流动和混同性增加，并出现一些新的职业选择。这种士向商人靠近的趋向，是７０年代以后重商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变化是由趋利之风下士人逐利务实的生存方式，导致士人在知识价值观上追求实用功利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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