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自幼读圣贤之书，为文言说需“代圣人立言”，传圣贤之道，故士人提笔张口，往往满篇皆是圣贤遗教，仁义道德，但在逐利风气之下，士人的实际行为则往往唯利是求，甚至不顾道德，不择手段，遂造成言行不一的不道德形象，如时人所论：“其发为言与励诸行者实判若两人”，作文时则“圣贤口气，俨然身为孔孟者”，而一遇实际事务，“则小人滑贼不觉尽相穷形，满口皆奸盗诈伪之语，以此教人而即以此取人，宜其言自言而行自行矣。”[51]８０年代初著名洋务人物郭嵩焘也说道：“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52]士人的这种道德堕落形象，使其不仅不再被齐民所尊崇仰望，反而为人们所鄙视，由“四民之首望”、“齐民之表率”，转而被视为社会中最不道德的阶层，如时论所言：“四民之中惟士习最为不端。……今惟为士者多，用士者难，故皆名是实非之辈，……（若不加惩戒）将习日益坏而士日益轻，俾农工商贾之人非笑而辱贱之”[53]。从“为民所崇仰”，到被农工商贾“笑而辱贱之”，士的社会形象已一落千丈。而士人身份可由纳赀捐纳而得，更明示不必读孔孟之书，不必明圣贤之道，亦可用钱买而为士，这种“士”，名与实已尽失，人们自然不会再尊而崇之了。士人从观念到行为都与传统士伦理严重背离，人们以传统士伦理衡之，自然是一片谴责之声了，无怪连左宗棠也哀叹：“近日人心被一利字蚀尽，尝叹平天下之贼易，平人心之贼难”[54]。 

在趋利之风下，士人立身的基点，已由道德义理移向一己之利，作为圣贤之道传承者而为民道德表率的传统社会形象由此而削弱，其受齐民尊崇、领四民之先的传统社会地位下降。这一变化，使千百年来形成的士阶层与正统价值（即圣贤之道）的相互依存关系松驰，同时也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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