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衡量下，士与商二者的地位关系发生了逆转。那些仍旧从事传统职业的士人，在市场交换中被置于劣势。如１８７２年《申报》评论上海塾师被人轻视的情形谓：“为师者日益众，延师者日益轻，……无怪饮食起居视如伙友”[56]。士人生存形式的商业化，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商业的规则。如上海有的商家请塾师教子读书，所议束修便按课开价，斤斤计较，直如买卖，如谓“我子才读大（学）、中（庸），每节二元则已贵矣；我子虽读论（语）、孟（子），每节三元则太多矣。至于开讲作文，每节束修亦不过四元、六元而止。”商人所雇帮办经商的大伙计，一年辛工往往不下二三万，而所聘塾师则每年束修只有百金，“其有以二百金聘师者，则诧为异事”[57]。在这里，塾师已只是靠出卖知识技能以谋生的市场交换者，其地位已被商家视同受雇佣的“伙友”。
士人直接与利的交换关系，不仅使士与商的传统地位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二者的相互渗透和流动。这一时期商业的繁盛，使从商的谋生机会增多，那些屡试不弟，科举无望的读书人，如有从商门路也多弃举业而向商业谋出路。甚至一些已得有功名，或已得到官职的人，因利之所趋，也有不少藉商以谋利，或兼营商业，或弃学、弃官而经商。有人记道：“同（治）、光（绪）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经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58]如同治时期的一本笔记小说《里乘》中，就记述了有一位任淮安府教授、时称“名士”的周某，为了发财为子孙置产业，想要经商而苦于无资，于是续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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