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明显变化是，士人的生存形式和谋生职业依求利的价值取向而发生了变化，趋向商业化、多样化。 

士人直接逐利的生存方式，使他们与工农商贾（即齐民）的生存观念和谋生方式更为接近了，他们要在社会中不再依赖旧制度而自谋生存，便要受社会需求关系的支配，这就使他们的谋生行为带上了市场交换的色彩。如以往受人尊敬的塾师，已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如同齐民的谋生之业，甚或因贫穷而受平民的轻视。这种情况即使在京城首善之地也不例外，如７０年代初，有文人对北京十数年来盛行的轻师之风作风俗诗讽道：“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55]对于如此形同小贩讨帐而有辱斯文的“时尚”，文人只能发今昔之叹了。 

士人生存方式商业化最为明显的，还要算那些商业繁盛的通商地区，这些地区几十年来商业发展迅速，新兴商人崛起，成为获利最快、积聚财富最多的人群。在社会日益趋同的金钱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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