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商业繁盛的通商城市中的士人，生活方式受商业化的濡染，逐利更成为一般士人通行的行为方式。如１８７２年《申报》载文记述上海塾师业的士人情形云： 

“上海为商贾辐辏之地，铺户林立，各省趋利之徒固已少长咸集，而寒士之谋馆者，  亦若以乐土之可居而群贤毕至。计上海大小馆地不下千余，……（但因求职人多而）  几无位置，……是故风闻某处有馆缺，不问东家之若何，子弟之若何，即纷纷嘱托，    如群蚁之附膻。”[45] 

对于上海士人趋利风气之盛，早在１８５８年，在士林中广为交往的名士王韬在其日记中就记述时人所云：“往来于洋泾浜者，大抵皆利徒耳，贪、争、诈三者，无一不备，目中所见言端行信之人，卒未一遇。”[46] 

除了士人在传统生存方式中趋利倾向日益严重之外，还出现不少士人为逐利而做出与名份不符，甚至被目为下贱的行为，对此当时报章多有报道和批评。如１８７７年时有报道“宁波之孝廉（即举人引者注）愿与优伶为伍，开设戏园以牟利，为人所控”。广东绅士对本应协助官府查禁的*馆、妓馆“竟有惟知求富而包庇其开设，坐分其陋规者，又有收戏班之花旦为门下者，花旦每年所入与瓜分之，反致同乡绅士互相反目，彼此争财者，亦属常事。尤有奇者，盗贼拐匪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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