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的“利禄”。科举制度本身所包含的这种义利之间的矛盾，使得为士者虽理论上须崇尚儒家“重义轻利”的原则，但行为上则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利所引导。因此，读书科举在民间百姓眼里，首先是立身发家的工具。唐宋以来大量民间流行的劝学格言、训子箴语等，都反映了这种通行的观念。如“读书，起家之本”[31]，“读书不破费，读书万倍利，……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32]，明清时民间广为流传的宋真宗《劝学诗》中“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的说法，更是妇孺皆知的民间谚语。这些谚语流传之广，足以说明其反映了社会的普遍观念。
如果说清代以前各朝代，由于科举制度相对还比较谨严，科考内容及取士限额等与社会实际需求尚能维持着相对的平衡，儒学义理作为求得功名利禄的桥梁，尚能发挥中介的效能，因而科举制对于士阶层儒学素质的养成及行为方式，即义与利的统一，还不至太相冲突，而到了清代，特别是清中叶以后，科举以八股帖括取士，成为一种程式化的文字技巧，培养读书人儒学义理素质的功能减弱，而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性作用则增强，原来维持义利均衡的规范效能已渐丧失，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读书举业成为纯粹的谋求利禄之途，致人咸称举业为谋利禄的“敲门砖”。晚清时，批评科举已成谋利之工具的议论充斥于社会舆论。如有批评士人不认真研读儒书的义理，只是一味“精制八股以求名场利器。”[33]有人谓：“夫文章为敲门之砖，不过籍以诳功名，已属无谓之极。”[34]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作为士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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