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编》，第3313页。）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景象。更有甚者，许多官吏还与差役狼狈为奸，借积案而向民间索取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及讼费，如光绪年间在许多地方，县官派“衙役下乡传案，向被告者索费曰鞋钱”，“两造传齐，未经过堂，先讲使费，名曰差帐”，此外，两造欲息讼之时还须有“和息费”，差役还向官“买票”以求肥差等等。贪官污吏常借压案不办作为其中饱私囊的手段，对于大多数当事人而言，一旦其有限的财力满足不了办案者的饕餮之口，遭遇无止境、无限期的讼累便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以致原被“两造畏其拖累，有破产倾家而求其息事者”（注：《光绪朝东华录》，第840-841页。）。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面，在各地的积压案件中，被称为州县“自理词讼”的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案件占相当的部分。这是因为，即使是勤于政事的州县官吏也多半把精力集中放在命盗案件上。有清一代，官场上习称上述的“自理词讼”为“词讼”，而将命盗案件称为“案件”。一般而言，一州县所收命盗案件“每年不过数起”，而“至于词讼，三八放告，繁剧之邑，常有一期收呈词至百数十纸者”，其数量“较案件不啻百倍”。但是，由于命盗案件与社会治安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所以，统治者皆把对命盗案件的审理与官吏的政绩考核相联系起来。从案件的审理来看，对于自理词讼，清代为了督促各地清厘讼狱，防止积案，虽然也曾经规定各州县应将审理词讼情况定期上报，另外还令设立循环簿以便考查。（注：《大清律例·诉讼·告状不受理》。）但实际上，由于各级地方官多半兼行政司法数任，在案牍繁忙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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