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产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当时，清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据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统计，当时直隶省“通省未结同治七年以前之案积至一万二千起之多”，保定府发审局的未结京控之案达“一百三十余起之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法律类，审办项，第49卷。），迅速清理积案因此已成为“当务之急”。曾国藩就此所制定的《十条》中的大部分都是针对整顿吏治而言的。具体来看，其内容约略可分为三：其一，就办事效率而言。针对公事迟延的通弊，曾国藩提出“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要以“公事之勤惰，觇同官之贤否”，“除寻常文牍外，如催解银解犯之类，均须酌定限期，分记功过”，如果“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撤委示惩，司道有积压之文，本部堂必面加诘责，督署有稽延之牍，亦望僚友立进箴规”，只有“以勤为本”，方可在此基础上“禁止书差索费”，防止幕友丁书擅权。其二，针对以往由于案件管理的混乱而使得匿报案件成风，曾国藩还注意到细化案件呈报制度。他创设了一种自认为可以“朗然在目”的案件呈报格式：“首曰积案，上月控者为旧管，本月控者为新收，审结者和息者注销者为开除，未结者为实在，为四柱。次曰*，次曰管押，皆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又次曰逸犯……分旧逸、新逸、已获、在逃为四柱。”“州县于每月初一二三等日，办齐四柱册四种，由驿递省”，由院司钉成总册，“令大众阅看，其未报者，报而不实者，立予记过”。其三，从整个社会来看，还要注意“严治盗贼以弭隐患”，在社会上严办诬告讼棍，同时“奖借人才变易风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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