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部份会馆公所的财产与经费不断增加，也出现一些不只是消极防弊而是积极利用的会馆公所组织规章。根据嘉庆十八年（1813）《嘉应会馆碑记》记载，该商人团体章程规定，除将“各帮货物陆续抽敛”所得经费小心管理外，还将经费“放出生息”；如何管理团体经费放款所得利息？嘉应会馆则设有“汇簿日”规定，以每年某日为“汇簿日”，由上届选出的值年值月将“所有银钱，当众交出”，然后再自成员中另选下届值年值月，其法如下：“公举殷实借领，某分生息，须数人保结。至次年汇簿日，母利一并交出，再公举殷实借领，毋得循情”。[50]

在会馆公所内部适用的“董事、司年、司月”组织规章，其强制力量仍然有限，商人团体开始将内部规章与既有政府司法实务做结合，这即产生了苏州会馆公所的“立案”制度。为使收取保存契据、经费的“董事、值年、值月”组织规章能有更大保障，同时，也为避免外人騒扰侵犯所属产业，以及防止少数捐款成员或是其后代子孙巧取强占公产，会馆公所也将规章与契据一并呈请政府“立案”。商人常将政府核准立案保护会馆公所产业的公文与*，刻在本身建筑物的门前或门内，这是现今存留许多苏州会馆公所碑文的重要由来。

苏州地方政府与会馆公所商人之间，如何发展出一套有关会馆公所“公产”从申请、审核到核可、立碑的司法运作实务？其中应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限于史料，内部细节与演变大概已很难厘清。总之，区分“私产”与“公产”的法律差别，总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举个实例：道光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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