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公所创建与购买建筑物的经费，主要都出自商人捐款；这类商人团体的财产与经费，也由商人成员自行推选的“董事、值年、值月”做管理。而在苏州地方司法实务上，会馆公所也在政府官员同意下，逐步形成一套立案制度。在商人与官员互动下，会馆公所立案制度本身也有演变，由以会馆公所“公产”名义登记地契与完纳税单记录，发展出将产权契据副本存贮地方政府库房的“禀库存贮”制度。尽管不少会馆公所可以提供捐款商人各类“交易服务”，藉以降低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但是，若无相关会馆公所对内“董事、值年、值月”规章以及对外申请“立案”制度做支撑，财产安全无法得到界定与保障，会馆公所赖以提供各项交易服务的仓库、度量衡、码头甚或是船只等各类设施，也可能产生“公器”挪用、私用或盗用等情形，定将影响捐款商人的信任与捐款。若无这些法律规范的变化做后盾，会馆公所商人团体所提供的交易服务也无法继续维持。
（三）人情
会馆公所主要由同乡商人捐款成立，“同乡关系”对会馆公所商人团体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当代学者理解的“同乡关系”是否真是当时捐款成立会馆公所商人心中的“同乡关系”？乾隆廿七年（1762）《陕西会馆碑记》，对捐款商人成立团体有一些具体描写：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阗集”，“我乡之往来于斯者，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此会馆之建，所宜亟也”；“我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者。即河、渭之间，村墟鳞节，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霭然而入于耳。尝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餔，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55]这里至少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这些捐款的外来客商，其中不少已是在苏州定居甚长时间，对自身“籍贯”仍然有所怀念与认同，即使平时本来在家乡根本不认识的人，只因为是在异乡相遇，而会感到亲切，并且愿意与这些“异乡骨肉”来往联谊。二是这种“籍贯”亲切感，可能主要不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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