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也不能改变常关税被侵夺的局面，可以说，晚清厘金泛滥就与地方政府借以弥补常关税的损失有关。 

当然，常关财政地位的下降，不仅仅是因为地方税收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其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清代前中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有田赋、盐课、关税，其中关税的收入仅次于田赋和盐税，居第三位。以雍正初年和道光末年为例。雍正三年(1725)关税的收入为135万两，（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30、32、33页的有关表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占当时财政总收入的4%；道光二十九年(1849)关税收入为472万余两，（注：参见《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75页有关表格。）占当时财政总收入约13%；虽然前后不同时期关税收入的总额变化很大，关税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田赋与盐课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地位直到1849年还没有根本动摇，关税第三位的角色也没有根本改变。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财政总收入约为8820万两，其中田赋的收入约为2650万两，占财政总收入的30%，盐税厘的收入约为1350万两，占财政总收入的15%；此时海关与厘金已经成为仅次于田赋的两大财源，分别约为2380万两和1600万两，而常关税为270万两。（注：根据《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64页：“1901年3月25日赫德致北京公使团赔款委员会意见书”中所列当时中国岁入项目数额。）可以看出，海关税从1863年的630多万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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